一都君|陈
碗牛奶：Yidujun，北京的拼音是Beijing，那北京大学为什么叫Peking University而不叫Beijing University呢？还有，为什么清华大学不是清华大学？
宜都君：两个字：规定。Beijing和Shanghai是按照《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则拼写的（幼儿园就可以学，相信大部分人都会熟悉）。但是儿童教育网，中国的拼音方式不止一种。
韦德拼音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就出现了系统的拼音拼音方案。16世纪末，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不会说意大利语来传道。为了学习汉语，利玛窦编撰了《西学奇迹》，首次用拉丁字母标注了汉字的读音。这类似于用汉字标记英文单词。
17世纪，法国传教士金妮·库尔特对《西学奇迹》作了一些改进，编纂了《西学·耳目》。但是，“银传四听”的注音法，也让明代少数传教士说的汉语很烂，在中国人中没有影响。
“西学神迹”与“西洋儒学耳目”
鸦片战争后，大批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一些传教士意识到，在识字率极低的中国，很难用汉字传道。如果汉语用音形一致的拉丁字母拼写，教义就能很快普及。于是因的拼音，大量用各种方言拼写的教会书籍开始出现拉丁字母，许多不识字的人也能靠自己看懂圣经。
《旧约创世记》（厦门方言教会用罗马字母拼写）
在外国人发明的拼音中，韦德拼音影响最大。韦德韦德，英国人，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历任上海海关税务司、驻华公使、剑桥大学教授。他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创立了北京普通话标准韦德拼音。“Kung Fu”（功夫）和“Tai Chi”（太极）都是韦德拼音，英文名称“Chiao Tung University”，上海交通大学“Jiao Tung University”的前身，也是韦德拼音。
它们是交通大学的校徽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徽
邮政拼音
但是，前面提到的“Peking”和“Tsinghua”并不是韦德拼音。魏体拼音能拼出中国大部分地名和人名，但有变音符号“'”和“-”，如“T'ien-chin”（天津），打字很麻烦。这就需要一套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拼音。
没有开会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则召开两次会议。1906年，在上海召开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决定采用邮政拼音拼写中国地名。邮政拼音是在韦德拼音基础上的改进。它有一个优点：没有额外的符号。此外，邮政拼音使用方言拼写一些地名，如“厦门”（厦门）、“汕头”（汕头）。
北海（广西某市）邮政拼音PAKHOI，粤语输入音
切音字、注音字母、“果洛”、“贝拉”
西方人为了经商和传教而对汉字使用拼音，而中国知识分子从天朝梦中严重觉醒，用拼音探索“外求内独、内求统一”的繁荣之路”。他们认为，汉字难认、难写、难学，是普及教育、启迪人心的障碍。中国知识分子把拼音作为改造汉字的手段。清末民国先后发起切音子运动、注音运动、国语拼音运动和拉丁化新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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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卢玉章、王昭、劳乃轩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想发明一套注音文字来帮助人们读书，在晚清掀起了“切音子运动”。陆宇章最早提出“切音字”的构想，先后创制了20多套注音方案。这些方案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拉丁字母、假名和速记符号。可惜政府并没有收留没有功名的卢算账。
那个时代要成就大事，不能调动人民群众，就得有人顶上去。王昭、劳乃轩就是后者的典型。1898年参加维新运动的王照，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后来，他秘密回国推广“国语谐音”。晚清著名保守派劳乃轩在《官汉和声字》的基础上，引入“和声简字”，增加了方言拼音。
王照《正字》与劳乃轩《和生简字》
切音子运动中出现了大量的拼音方案，但换句话说，并没有统一的方案。民国成立后，拼音课程的设立目标由普及教育发展为统一国语。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了章太炎的“注音字母”方案因的拼音，作为第一个统一的拼音方案，利用部首对汉字进行注音。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把“注音字母”改名为“注音符号”，反正不像字母。
注音
注音读物
与提倡拼音和汉字同时使用的思潮不同，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汉字”，甚至“废除汉字”。钱玄同说：“汉字不革命，教育就不能普及。” 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汉语可以用拉丁字母拼写，但必须废除汉字。陈独秀说：
“但是，汉字很难传达新事物、新思想，是腐化思想的巢穴，弃之不可惜。”
当时，刚刚公布的“注音字母”既不方便打字，也不方便国际交流。受日本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和笔名的思潮影响，陈独秀等人决定创制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一时间，蔡元培、赵元任、林语堂等学术专家齐聚一堂，掀起了国语汉字罗马字运动（拉丁字母当时称为罗马字母）。1928年，国语罗马字计划正式公布，简称“国罗”。然而，唯心主义的“果洛”最终只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开来。
赵远任《最后五分钟》由“郭洛”译
同时，苏联通过拉丁化消灭了大量文盲。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受到影响，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汉字拉丁化计划。瞿秋白从多个角度批判了国语罗马字，认为在交通发达、市场统一之前，语言还比较孤立，统一读音的注音文字是不可能成功的。扫除文盲，必须让新文字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字不仅要会拼北平话，还要会拼上海话、广东话、四川话、驻马店话……另外，各地声调不同，
1930 年代初，苏联创造了一种新的拉丁文字。由于第一套新拉丁化字是用北方方言拼写的，所以简称为“贝拉”。“贝拉”流传回国后，受到茅盾、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人士的欢迎，但“果洛”认为“贝拉”是外族接管并分裂国语. 很快，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国难当头，来不及解释，上车！尽管遭到“果洛”人民的反对，但在民族觉醒、抗日救国的压力下，“贝拉”号列车迅速驶向农村、工厂、难民收容所和抗日阵线，开车走遍中国。各地成立了一大批新字推广协会，出版了一大批“贝拉”新字刊物。
语言学家倪海舒总结说，切音字是文人赠予民间的“杂面”，注音字母是方便灶女保管的“草鞋”，“果洛”是读书人的玩物，“贝拉”是人民自己的东西。
各种“贝拉”读物
汉语拼音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为促进扫盲，新政府开始制定新的文字改革计划。考虑到国际交流的需要，决定使用拉丁字母。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文字改革的任务由“废除汉字”变为“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开始在全国推广。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ISO 7098文件，“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但是，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北大和清华的称谓，并没有按照《汉语拼音方案》进行改动，就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拼写方式。
《汉语拼音方案》
参考：
《汉语拼音运动简史》，倪海曙，上海时代图书出版社
《拼音问题》，周有光，文革出版社
《汉语拼音研究》，周有光，东方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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