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公元627一629年）中，不断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教训，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减轻赋税和徭役，使百姓在战乱后能够休养生息，从而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人们把唐太宗在位时的斐然治绩，誉之为贞观之治。唐太宗认真总结隋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他特别重视人民的力量，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采用了很多轻徭薄税，休养生息的政策，劝科农桑，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他还大力提倡节俭，减轻国家，人民负担。他即位后没大兴土木，建造新的宫殿，住在隌朝时建的旧宫殿。为节约开支，下诏释放宫女，其中一次就释放三千人。他还严禁厚葬，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勋亲贵族严格执行。为国家长治久安，重视政治建设，严禁奢侈，任贤纳谏，知人善任。主张为官择人，啦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勿用。所以唐太宗周围，有出士族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有参与谋害自己的东宫旧臣魏征，王晊。有出身寒微的马周，张亮，刘洎，还有少数民族的首领，对这些人都能量才授职，各取所长，委以重任，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尽为其所用。他还不计个人恩愿，不讲资历地位，充分发挥其才能。如在任用李靖时，多次向他父亲李渊请求免除李靖死罪，得求，李靖特为李世民卖力，是唐太宗时期最有才干的军事统帅。对于自己的亲属，部下，亲信严加约束，从不滥加任用，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他在位期间，共用宰相二十七人，都是当时杰出的人才。这就为改善吏治，促进政治清明，提供了保证。他还虚心求谏，纳谏，所以朝廷上下都敢上疏上谏。其中魏征最为著名，称为前代谏臣。被太宗誉为知得失的人鉴。魏征殁，太宗痛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唐太宗还任用敢于直谏的房玄龄，杜如晦为相。房有谋，杜敢决断。史称房谋杜断。谏诤之风是贞观之治的重要体现。唐太宗还注重边疆建没，实现开明的民族政策。如唐蕃联姻。公元641年任命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完婚，送去中原文化的精华，促进了吐蕃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总之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使贞观之治时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虚心纳谏，幼儿园教案，由于亲眼目睹隋朝的兴亡，让他深深意识到农民对国家的重要性，以隋朝的落败为历史教训，调整治国政策，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让唐朝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历史上称之为贞观之治。
其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唐太宗的历史功绩也一直备受后代的传颂，是一位难得的明君。
在政治上，唐太宗即位后，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用，让隋朝遗留下来的问题得到了环缓解。完善制度，修订刑律，减轻刑罚，选任贤能，也正由于这样，在唐太宗时期贪官污吏基本上是没有的，这可以算是唐太宗最令人值得称赞的功绩。
在经济上，唐太宗目睹了隋朝的落败，所以对于农民非常的看重，要得到民心，自然需要让老百姓体会到生活的变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唐太宗的话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对老百姓的看重，他觉得现在能有现在的天下，全是老百姓给的。接下去自然是颁布了一系列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薄赋尚俭，救灾恤贫，扶持商业，唐太宗的一系列举措，使唐朝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法展。
在文化上，设管兴学，完善科举制度，加强了和亚洲地区各个民族的联系，也加强了对疆域的管理。而且唐太宗时期还专门设立了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派遣子弟到那边学习交流。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以及他的知人善用，缓和了社会矛盾，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也使唐朝成为了世界的翘楚，使唐朝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中唐太宗李世民的精彩剧照。
唐太宗李世民继承唐高祖李渊尊祖崇道的治国理念，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安邦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故史称“贞观之治”。这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一、唐太宗李世民听从了魏征的建议坚持“以德治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树立怎样的国策，给今后的国家和社会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唐太宗刚刚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间就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唐太宗回忆道：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难当头，人都想求生，怕乱就盼望稳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魏征说的就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那就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君主，这是相对应的，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就一定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
在座的大臣们都觉得魏征说的是书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见办，国家必定大乱。但是，唐太宗却听进去了，力排众议，确立“以德治国”的基本国策，力行不倦。其实，唐太宗内心并不踏实，他总觉得善人治国，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让他大感意外，只过了短短几年，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
贞观七年，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论战时，说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说幸亏有了魏征这位“良工”，才将他这块“石头”雕琢成为美玉。推善与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这番表现，本身就是以德绥远的典范。
二、成就“贞观之治”最为关键的民生国策就是“藏富于民”。
“以德治国”是当政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怎么才能真正落实于行动之上，而不是流于粉饰太平呢？唐太宗给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样。
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经把治国的核心问题简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阐述：“君何以名？为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经典表现，国家政务千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爱护百姓。怎么做呢？两个字：轻税。
把财富集中于国家，还是“藏富于民”，唐朝有着前车之鉴。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间，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户数翻了一番多，从开国时不足400万户，直线上升至900万户；修葺北方万里长城，开凿从江南到洛阳、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运河，绵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区域紧紧联系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对外方面则北平突厥，南绥百越，西逐吐谷浑，东征高句丽。隋朝所做的事情，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隋朝这个大帝国会轰然倒塌、毁于一旦呢？这决不是市井流传的隋炀帝猎色所致。
中国古代的税收基本上是人头税，官方勤于清点户口，实质上是为了增税。反过来，老百姓就会想方设法从官方的户籍上逃匿隐漏。所以，古代户口数从来不准确，户口增减反映的是官方与百姓的税收之争。隋朝在短短时间内实现户口的倍增，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结果，而是朝廷严厉税收政策的产物，户口倍增就意味着税收成倍成倍地增加。为了增税，隋朝还实行小户制，要求子女成年后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户税。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难以老有所依，这同传统的道德相悖。唐太宗曾经让臣下清点隋朝留下的仓库，经过隋末唐初的动乱与战争，竟然库存量还能够让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换句话说，隋朝38年征收的赋税，够得上全国使用将近百年，税率之高，令人咋舌。
国家兴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恶，不仅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还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够承担，超过这个限度，与民争利，则虽善犹恶。唐太宗君臣总结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指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何其深刻！
有鉴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时户数仅剩400万户左右。按照一户五口的最低标准换算，损失人口近3000万。唐太宗难道不知道隋末数年动乱不可能伤亡百姓过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把官吏派到乡村挨户搜查，不就都找出来了吗。可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他认了这笔糊涂账，真是“难得糊涂”。而且，他还从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规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处罚。这更是不利于税收的增加。说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养鱼。什么“以德治国”、“藏富于民”，国家是要让利的，这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真金白银做出来的。
国家让利，“藏富于民”，让大唐王朝“贞观之治”时期的黎民百姓有了前所未有的获得感！
三、诚信是国家之本，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来带头，来规范。
国家大幅度让税，除了与民休息，还有别的目的吗？有，那就是通过富民以求建立诚信社会。古人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礼知耻的文明社会，并不鼓励自私自利的物欲横流。
诚信是国家之本，民无信不立，国家更是如此。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来带头，来规范。国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会被改造成为刁民。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善待部属，善待百姓是建立诚信关系的途径。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长处是善于和人相处，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然而，问题也就来了。太宗爱才，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对阵营投诚而来的，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议要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这回唐太宗犯难了，谁是异己分子呢？来人马上献策，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贪污的，分别同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这就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来人说得口沫四溅，唐太宗脸色却越绷越紧，最后断然拒绝道：我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己分子，但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将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上下相疑，再没有人肯讲真话，国家如何达到大治。君主行诈，却要部下正直，岂不是源浊而望水清吗？因此，唐太宗郑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
统治者无信，往往是因为大权在握，以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无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唐太宗读了项羽的事迹后，感叹道：如果项羽进入秦都咸阳，控制天下之后，懂得实行仁信，谁能够从他手里夺取政权呢？所以，他的灭亡是咎由自取。
国家的权威不是靠高压和威吓手段来树立，而是靠法律与制度的公正和严明来保障的。统治者遇到社会问题乃至危机，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慑，以图立竿见影。中国有个坏传统，就是所谓的“治乱世用重典”。
所谓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规定加重刑罚，甚至屈打成招，形成急风暴雨的态势，轰轰烈烈，可风雨过后，却是故态复萌，既失法律的信誉，又让万民看出执政者的无能。唐朝提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原则，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人，而在于禁止邪恶和触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却要做到“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树立国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时常抓不懈，依法办事，有法必依，这就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
四、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奠定了大唐王朝文化繁荣的根基。
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不是工商官办，而是要大力弘扬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制度与法律环境，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这不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能够承担起来的工作，必须由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推进。实际上，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不是看经济指标，而是看文化繁荣与否。
在文化建设方面，唐太宗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五胡十六国以来，胡乐大量传入中原，各种外来乐器、曲子、舞蹈风靡于世，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把音乐政治化的理论束缚，出现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朝廷开始要重新制定音律，也就是新的音乐规范，这就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当时的情况而言，吸收外来音乐的精华，例如音阶的确定、转调的采用等等，乃大势所趋。
但是，坚持儒家传统的音乐政治化理论的人提出，五声音阶的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君臣百姓各个阶层，在音乐表现上，黄钟调专属于君，如果乐曲中途转调，岂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颠倒、国家失序吗？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回归到汉代以前的传统上去，把魏晋以来音乐艺术的进步统统视为淫邪，予以禁断。争论的双方各引经典，相持不下。当时最高统治者隋文帝出来裁决，他在文化上是一个顽固的君主至上论者，所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旧儒之说，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然而，隋朝很快灭亡了，唐太宗时期，制定音乐标准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争论依旧，就看唐太宗如何决断了。最终，唐太宗坚决抵制了将音乐政治化的说法，魏晋以来的音乐进步得到了肯定，艺术得到了解放，这才有了唐朝盛大乐舞的恢宏场面，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确立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世界上的各种艺术、宗教、思想、学术都登上大唐王朝的这个大舞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最为开放、最有气势、最振奋人心的文化繁荣盛世。
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李世民为帝之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经过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不懈努力，整个唐朝社会安康、经济恢复，而且整个外围国家都来向唐朝供奉。奠定了唐朝之后的发展，他在位的这些年中，所做出的努力十分巨大。而且成效也十分的良好。据史料记载，在贞观之治的鼎盛时期，都城长安的粮库、布库非常富有，所囤积的粮食、布匹，够吃够穿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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