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公元627一629年)中,不断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教训,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减轻赋税和徭役,使百姓在战乱后能够休养生息,从而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人们把唐太宗在位时的斐然治绩,誉之为贞观之治。唐太宗认真总结隋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他特别重视人民的力量,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采用了很多轻徭薄税,休养生息的政策,劝科农桑,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他还大力提倡节俭,减轻国家,人民负担。他即位后没大兴土木,建造新的宫殿,住在隌朝时建的旧宫殿。为节约开支,下诏释放宫女,其中一次就释放三千人。他还严禁厚葬,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勋亲贵族严格执行。为国家长治久安,重视政治建设,严禁奢侈,任贤纳谏,知人善任。主张为官择人,啦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勿用。所以唐太宗周围,有出士族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有参与谋害自己的东宫旧臣魏征,王晊。有出身寒微的马周,张亮,刘洎,还有少数民族的首领,对这些人都能量才授职,各取所长,委以重任,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尽为其所用。他还不计个人恩愿,不讲资历地位,充分发挥其才能。如在任用李靖时,多次向他父亲李渊请求免除李靖死罪,得求,李靖特为李世民卖力,是唐太宗时期最有才干的军事统帅。对于自己的亲属,部下,亲信严加约束,从不滥加任用,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他在位期间,共用宰相二十七人,都是当时杰出的人才。这就为改善吏治,促进政治清明,提供了保证。他还虚心求谏,纳谏,所以朝廷上下都敢上疏上谏。其中魏征最为著名,称为前代谏臣。被太宗誉为知得失的人鉴。魏征殁,太宗痛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唐太宗还任用敢于直谏的房玄龄,杜如晦为相。房有谋,杜敢决断。史称房谋杜断。谏诤之风是贞观之治的重要体现。唐太宗还注重边疆建没,实现开明的民族政策。如唐蕃联姻。公元641年任命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完婚,送去中原文化的精华,促进了吐蕃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总之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使贞观之治时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虚心纳谏,幼儿园教案,由于亲眼目睹隋朝的兴亡,让他深深意识到农民对国家的重要性,以隋朝的落败为历史教训,调整治国政策,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让唐朝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历史上称之为贞观之治。
其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唐太宗的历史功绩也一直备受后代的传颂,是一位难得的明君。
在政治上,唐太宗即位后,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用,让隋朝遗留下来的问题得到了环缓解。完善制度,修订刑律,减轻刑罚,选任贤能,也正由于这样,在唐太宗时期贪官污吏基本上是没有的,这可以算是唐太宗最令人值得称赞的功绩。
在经济上,唐太宗目睹了隋朝的落败,所以对于农民非常的看重,要得到民心,自然需要让老百姓体会到生活的变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唐太宗的话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对老百姓的看重,他觉得现在能有现在的天下,全是老百姓给的。接下去自然是颁布了一系列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薄赋尚俭,救灾恤贫,扶持商业,唐太宗的一系列举措,使唐朝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法展。
在文化上,设管兴学,完善科举制度,加强了和亚洲地区各个民族的联系,也加强了对疆域的管理。而且唐太宗时期还专门设立了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派遣子弟到那边学习交流。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以及他的知人善用,缓和了社会矛盾,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也使唐朝成为了世界的翘楚,使唐朝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中唐太宗李世民的精彩剧照。
唐太宗李世民继承唐高祖李渊尊祖崇道的治国理念,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安邦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故史称“贞观之治”。这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一、唐太宗李世民听从了魏征的建议坚持“以德治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树立怎样的国策,给今后的国家和社会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唐太宗刚刚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间就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唐太宗回忆道: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难当头,人都想求生,怕乱就盼望稳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魏征说的就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那就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君主,这是相对应的,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就一定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
在座的大臣们都觉得魏征说的是书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见办,国家必定大乱。但是,唐太宗却听进去了,力排众议,确立“以德治国”的基本国策,力行不倦。其实,唐太宗内心并不踏实,他总觉得善人治国,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让他大感意外,只过了短短几年,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
贞观七年,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论战时,说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说幸亏有了魏征这位“良工”,才将他这块“石头”雕琢成为美玉。推善与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这番表现,本身就是以德绥远的典范。
二、成就“贞观之治”最为关键的民生国策就是“藏富于民”。
“以德治国”是当政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怎么才能真正落实于行动之上,而不是流于粉饰太平呢?唐太宗给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样。
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经把治国的核心问题简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阐述:“君何以名?为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经典表现,国家政务千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爱护百姓。怎么做呢?两个字:轻税。
把财富集中于国家,还是“藏富于民”,唐朝有着前车之鉴。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间,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户数翻了一番多,从开国时不足400万户,直线上升至900万户;修葺北方万里长城,开凿从江南到洛阳、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运河,绵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区域紧紧联系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对外方面则北平突厥,南绥百越,西逐吐谷浑,东征高句丽。隋朝所做的事情,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隋朝这个大帝国会轰然倒塌、毁于一旦呢?这决不是市井流传的隋炀帝猎色所致。
中国古代的税收基本上是人头税,官方勤于清点户口,实质上是为了增税。反过来,老百姓就会想方设法从官方的户籍上逃匿隐漏。所以,古代户口数从来不准确,户口增减反映的是官方与百姓的税收之争。隋朝在短短时间内实现户口的倍增,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结果,而是朝廷严厉税收政策的产物,户口倍增就意味着税收成倍成倍地增加。为了增税,隋朝还实行小户制,要求子女成年后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户税。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难以老有所依,这同传统的道德相悖。唐太宗曾经让臣下清点隋朝留下的仓库,经过隋末唐初的动乱与战争,竟然库存量还能够让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换句话说,隋朝38年征收的赋税,够得上全国使用将近百年,税率之高,令人咋舌。
国家兴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恶,不仅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还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够承担,超过这个限度,与民争利,则虽善犹恶。唐太宗君臣总结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指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何其深刻!
有鉴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时户数仅剩400万户左右。按照一户五口的最低标准换算,损失人口近3000万。唐太宗难道不知道隋末数年动乱不可能伤亡百姓过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把官吏派到乡村挨户搜查,不就都找出来了吗。可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他认了这笔糊涂账,真是“难得糊涂”。而且,他还从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规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处罚。这更是不利于税收的增加。说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养鱼。什么“以德治国”、“藏富于民”,国家是要让利的,这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真金白银做出来的。
国家让利,“藏富于民”,让大唐王朝“贞观之治”时期的黎民百姓有了前所未有的获得感!
三、诚信是国家之本,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来带头,来规范。
国家大幅度让税,除了与民休息,还有别的目的吗?有,那就是通过富民以求建立诚信社会。古人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礼知耻的文明社会,并不鼓励自私自利的物欲横流。
诚信是国家之本,民无信不立,国家更是如此。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来带头,来规范。国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会被改造成为刁民。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善待部属,善待百姓是建立诚信关系的途径。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长处是善于和人相处,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然而,问题也就来了。太宗爱才,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对阵营投诚而来的,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议要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这回唐太宗犯难了,谁是异己分子呢?来人马上献策,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贪污的,分别同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这就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来人说得口沫四溅,唐太宗脸色却越绷越紧,最后断然拒绝道:我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己分子,但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将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上下相疑,再没有人肯讲真话,国家如何达到大治。君主行诈,却要部下正直,岂不是源浊而望水清吗?因此,唐太宗郑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
统治者无信,往往是因为大权在握,以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无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唐太宗读了项羽的事迹后,感叹道:如果项羽进入秦都咸阳,控制天下之后,懂得实行仁信,谁能够从他手里夺取政权呢?所以,他的灭亡是咎由自取。
国家的权威不是靠高压和威吓手段来树立,而是靠法律与制度的公正和严明来保障的。统治者遇到社会问题乃至危机,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慑,以图立竿见影。中国有个坏传统,就是所谓的“治乱世用重典”。
所谓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规定加重刑罚,甚至屈打成招,形成急风暴雨的态势,轰轰烈烈,可风雨过后,却是故态复萌,既失法律的信誉,又让万民看出执政者的无能。唐朝提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原则,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人,而在于禁止邪恶和触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却要做到“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树立国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时常抓不懈,依法办事,有法必依,这就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
四、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奠定了大唐王朝文化繁荣的根基。
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不是工商官办,而是要大力弘扬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制度与法律环境,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这不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能够承担起来的工作,必须由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推进。实际上,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不是看经济指标,而是看文化繁荣与否。
在文化建设方面,唐太宗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五胡十六国以来,胡乐大量传入中原,各种外来乐器、曲子、舞蹈风靡于世,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把音乐政治化的理论束缚,出现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朝廷开始要重新制定音律,也就是新的音乐规范,这就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当时的情况而言,吸收外来音乐的精华,例如音阶的确定、转调的采用等等,乃大势所趋。
但是,坚持儒家传统的音乐政治化理论的人提出,五声音阶的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君臣百姓各个阶层,在音乐表现上,黄钟调专属于君,如果乐曲中途转调,岂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颠倒、国家失序吗?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回归到汉代以前的传统上去,把魏晋以来音乐艺术的进步统统视为淫邪,予以禁断。争论的双方各引经典,相持不下。当时最高统治者隋文帝出来裁决,他在文化上是一个顽固的君主至上论者,所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旧儒之说,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然而,隋朝很快灭亡了,唐太宗时期,制定音乐标准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争论依旧,就看唐太宗如何决断了。最终,唐太宗坚决抵制了将音乐政治化的说法,魏晋以来的音乐进步得到了肯定,艺术得到了解放,这才有了唐朝盛大乐舞的恢宏场面,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确立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世界上的各种艺术、宗教、思想、学术都登上大唐王朝的这个大舞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最为开放、最有气势、最振奋人心的文化繁荣盛世。
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李世民为帝之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经过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不懈努力,整个唐朝社会安康、经济恢复,而且整个外围国家都来向唐朝供奉。奠定了唐朝之后的发展,他在位的这些年中,所做出的努力十分巨大。而且成效也十分的良好。据史料记载,在贞观之治的鼎盛时期,都城长安的粮库、布库非常富有,所囤积的粮食、布匹,够吃够穿一百年。
本文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