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由基的性质
《说文·序》：“其立之先，立一为蝎，使物以聚，物以群。同属一系，同理相通。杂而不超，依形相接。” 事实上，它表明部首不仅仅是形状问题。 部首在功能上是字义的系统化和分类，在形体上是字形的系统化和分类，所以部首是汉字形态系统化的重要体现，这是部首的本质。
2. 部首的作用
部首的作用一般可分为单义作用和类义作用两种。 通常，部首具有这两种功能。 明确的功能意味着部首参与了单一和特定含义的构建，通常是其原始含义。 类义功能是指部首参与范畴义和抽象义的建构。 以《说文·牛部》为例，
部首“牛”的构成只有一个意思：
(1) 犊，牛也。 从妞，亵省声。
(2) Q，一头三岁的牛。 从牛，申生。
具有类义的词包括：
(3)穆，牲畜之父。 从牛,土声。
(4) 女，兽母也。 从牛,匕首声。
单义部首“牛”取其本义，而同义部首“牛”则取“牲畜”之义。
3.根基形成方式
我们的研究发现，汉字形态的义形分类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现象。 就汉字构型的层次而言，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初级构型只关注单个汉字及其表达对象之间的关系，高级构型关注汉字的系统化和分类字素群，以及字素群表达对象的分类。 初级形态是汉字早期的特征，高级形态是汉字后期的特征。 汉字配置系统经历了从初级配置到高级配置的发展过程。 在一个过程中产生。
分析早期的汉字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一组具有大量字结构的部件，如口、耳、塞、人、女、符、鸟等。那么汉字结构是否真的有开头的意思和形状？ 文化意识？ 其实，早期汉字的这种现象，并不是由词义意识和形义分类意识决定的成的部首，而是意象构型的自然结果。 身体，从远处带走一切。” 这些多用途成分虽然不是基团，但却是基团形成的基础。 这是因为部首的主要形式是为了使最初的多用成分更加通用，即增加多用成分中的字数成的部首，进一步扩大其覆盖面。 扩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让更多的单字形属于多用部件，使整个单字组形成以多用部件为分类标志的有限形类。 当这个多用途组件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汉字组态系统的部首系统就正式形成了。 部首的形成主要有四种方式：加法、选择、变换和再生。
4.配置功能的开发
在早期的汉字中，部件的结构功能非常特殊，而且大多是单义部件。 后来，字形多为同义成分。 它是配置和功能开发的重要方式，主要有改造和替换两种方式。
4.1 组件从单一到通用
原本单一意义的成分在字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表达一般意义的成分。 当这个转化完成后，部首就正式产生了，如甲骨文中的男、女、狱、牧。 有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形状的含义也不同。 从牛身上随土的叫牛，从羊身上随土的叫公羊，从猪身上随土的叫野猪。 以“男”和“女”为例，当汉字发展到只用“男”和“女”来表示男性和女性，并取消其他字形时，“男”和“女”中的“牛”成分”由原功能“牛”发展为“牲畜”，“牛”也由单义成分转变为部首部首。
4.2 用通用组件替换单义组件
凤字甲骨文左侧为凤整体象形体，为单义成分，小篆由鸟改为通称成分。 鸡字甲骨文右侧为鸡的整体象形体，为单义成分，小篆由隹改为通称成分。
五部首的发展阶段
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造字或形成汉字时部首是否存在？ 这个问题没有探讨。 我们曾以最早的一大批汉字甲骨文为对象，试图总结其部首体系，但未果，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甲骨文中有许多不具有造字功能的个体象形，即没有参与其他象形文字构成的个体实体作为组成部分。
二是部首体系不完善，存在大量未派生字形。
第三，大部分甲骨文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或左或右，或上或下。 没有主次之分。
第四，甲骨文中很多字形的数量和种类不固定，部首难以确定。
第五，甲骨文的成分基本为单义成分，以部首为主要特征的同义成分很少。
字形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缓慢完成的，部首体系的建立也不例外。 同义成分的批量出现是部首体系建立的重要标志。 纵观商周汉字，我们发现西周中期义元相似的现象更为突出。 如“蜀”等，所以可以确定西周中期是汉字部首制度明显开始建立的时期。 我们之前曾论证，在汉字核心力量的主导下，由表象向表音转变，从西周晚期开始，汉字的形式从象形发展到亚象形阶段。 部首的建立和体象形的减少虽然不完全同步，但中间和后期之间也有不小的距离。
春秋战国时期是文字乱象严重的时期，但令人惊讶的是，战国晚期秦氏的文字却相当规范，如下图：
一是基本没有异体字，而同时期的楚简异体字较多。
二是加入了大量组合字。 据统计，战国晚期水浒地秦简与以往文字资料相比，新增组合字524个（包括同一单字的新形），其中大部分是语义形成的分化。用来区分词义的符号。 事实上，它进一步完善了字素系统与词汇系统的对应关系。
其三，睡虎帝秦简字形与以往秦字同一单字形有明显区别，明显经过简化、概括修饰。
从以上特点来看，我们认为战国晚期的秦国确实对秦文字进行了梳理和规范。
秦国从公元前230年开始吞并韩国，用了10年时间才统一了全国。 我们知道，由于诸国的划分，战国时期的文字，从字形到各国使用的文字，都不尽相同。 因此，有必要在外国吞并后推广秦字。 但是，要推广一种文字，其书写体系必须相对规范，否则会给实施带来很多麻烦，也不适合顺利推广。 我们认为这就是秦国组织和规范秦文字的原因。 由此可以推断，秦字的校对和规范，应该是在兼并朝鲜前后的秦王政时期。 从秦文字的历史来看，整理的范围不是很大，又是诸侯国并立的一国之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小学生作文，无可厚非。缺少官方历史。 不过这个文字编排其实也不是没有记载，只是之前一直被当成传说，并没有特别重视。 张怀观《书断》：“蔡邕《圣黄篇》云：程邈删古隶书。” 《说文·序》：“三为篆书，即小篆。四为左书，即为秦隶书。亦为始皇所遣程邈所书。秦国。” （据段注）从字体系统的变迁来看，东汉著名学者许慎、蔡邕所言不虚，秦整理隶书应无疑。 以上资料表明，秦朝在秦始皇时期就组织了隶书。 由于秦统一全国后只有小篆有文字记载，所以秦统一前的秦王政时期，秦整理隶书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始皇”是秦朝统一后的封号，但后世的封号往往不分统一前后。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一个一直存在于文献学中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问题是，秦统一国家后，既然整理了文字，为什么不同时整理广泛使用的隶书呢？ 因为从秦统一全国之后，也就是书通文之后出土的大量简书来看，秦书通文的普遍使用还是统一之前一直在使用的隶书，而不是小篆。 我们认为，统一后秦朝之所以不整理隶书，是因为隶书已经整理过了，没有必要再整理一遍。 小篆的排列更多是为了突出地位和权力，类似于秦统一后，“王”改称“帝”，令为“知”，令为“昭”，皇帝称自己“真”。
原文发表于《中国语文》2018年第4期
关于作者
王桂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字学学科带头人。 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月刊主编。 汉字学会常务理事，《汉字学报》、《汉字研究》、《竹帛语言文字研究》、《礼韵语言学学报》等刊物编委。 代表著作有《马王堆绢本汉字结构体系研究》、《说文解字校勘》、《汉字与出土文献》、《汉字与历史文化》等。全国社科院首席专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藏汉古字整合与整理”，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史”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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