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我国一共发生了321次瘟疫。尽管如此多灾多难，但因为治疗及预防及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当然，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人在防治瘟疫也是一部成长史、曲折史、血泪史和有效史。
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我国古代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春秋时期，鲁国曾爆发大疫。当时人们几乎不了解疫病的原因。通常认为是瘟神作祟，或是阴阳不合所致。
从汉代开始，我国的疫病记载出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两汉疫病共有13次，流行年份约为20年。
魏晋南北朝时共有17次，流行年份约为40年。到了明朝时期，疫病出现暴增趋势，在276年间，疫病流行年份就有118年，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疫病。
而到了清代更为恐怖，仅官方的记载的疫情就高达134次，平均两年一次，而且疫病中的死亡人数也在剧增。
史据悉，上疫病死亡人数最多的是金朝时期的汴京大疫。
当时的汴京大疫发生后，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汴京城共死了近百万人。
无独有偶，到了明代瘟疫成了人们的杀手锏。永乐年间的瘟疫，有十万人死于非命； 正统年间，有四万人死于疫病；景泰年间，有两万人死于灾难；正德年间，有九万人死于暴亡； 万历年间和崇祯年间，瘟疫更猛，死者竟到了不可统计的地步。清代时期，鼠疫、天花和霍乱横行，依然是死亡无数。
尽管如此，古人还是一点一滴地积累了疫情控制手段。主要手段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上名医名家发挥“定心丸”作用。
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就是以治疗“伤寒”病成名的，他的著作《伤寒论》有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书中的方药至今沿用。而神医华佗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等医学家都被称之为治疗瘟疫的专家。
总之，这些名医名师为抗防治瘟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他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第二， 官府组织医官全力救治。
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到了唐代以后，朝廷组织防治瘟疫就已成为制度，地方官员全力配合医护人员，救死扶伤。宋朝期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免费发放中药，并开仓赈济。明清时期，根据疫情等级，由医官配置汤药或膏药，给患者按病下药。有时太医院也会参加，民间也会自发组成免费的医疗队。
第三，及时隔离控制疫情蔓延。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于是设立隔离病坊，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传播。
据悉，唐朝时已有麻风病的专门收治机构，收容机构叫“疠人坊”，将传染病人强制集中到某一处进行隔离。而到了宋代时的收容机构叫“安济坊”，明清时又设立“避痘处”。
第四，发明了人痘接种术。
从公元980起，中国医学家通过数百年时间，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
第五，进行相关的检疫与免疫。
控制瘟疫的重要环节是建立防疫管理系统。宋太祖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瘟疫发生，医户要参加治疗。而到了清代时，人员检疫开始盛行，清代海港检疫制度是在同治年间确立的。光绪年间，广东鼠疫爆发，上海海关对所有旅客进行体检，并要求旅客提供“免疫通行证”。公共租界被彻底打扫，建立了相关的消毒站，避免疫情的蔓延。
第六，加强普及防疫常识宣传教育。
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就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唐朝时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清代就提出用水消毒的方法。晚晴在霍乱的防治中，对环境和食物消毒提出要求。对于人们的日常排泄物，儿童资源网，要敷上细碳屑。对任意倾倒垃圾者，官府通常会给予重罚，甚至会被关押。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它措施，如完善医疗机构，推广医学知识以及破除迷信等。
总之，古人在疫病控制上，并不坐以待毙，他们从对瘟疫的蒙昧到清晰，从畏惧到征服，摸索出一些有效的防治手段，大抵是有效的，很多招现代依然在用。
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好，又时常发生战乱。一些尸体没有即使得到处理也会发生瘟疫，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之下发病的地区就得不到有效的帮助。
如果是太平的时候，发生瘟疫。那方法就是把发病的村庄，城市隔离起来。派士兵把守许进不许出，这样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控制瘟疫的传播。
当然这样做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这一个村庄很有可能会永远的消失。当然也会有一些救治，和粮食但大部分人还是会死去。
古人对于瘟疫的应对措施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预防、控制治疗和后续处理。古代有不少预防瘟疫的民间习俗和验方。
清代医书《松峰说疫》中对这个问题着墨不少。书中，不同的月份节气对应着不同的避瘟之法。从宗教角度，可以祭祀瘟神：“元日五更，以红枣祭五瘟毕，合家食之吉。”五瘟使者指的就是瘟神，即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五人，能够散播瘟疫。也有除夕晚上将家里所剩杂药放在一起焚烧，并焚烧苍术躲避瘟疫的方法，与向门外倒药渣之意大体相同。还有除夕 “以黄纸朱书“天行已过”四字，贴于门额”，来躲避当天降临人间的“行瘟疫使者”之法。也有“麻豆投井方”，要在除夕四更时：“取麻子、赤小豆各廿七粒，并佳人发少许，同投井中”，这样一整年就能避免伤寒瘟疫。此外，春分、初伏、谷雨也有以药煎水服用或者沐浴等避瘟之法，种种习俗不一而同。
除了这些习俗以外，也有悬挂香草，燃烧香料的避瘟之法。例如，门上悬挂马尾松枝，帐中悬挂放有“女菁草末”的布袋，燃烧青木香、薰陆、安息胶香等方法据说可以避瘟。这些香料和药材本身就有淸神静气等功效，所以用来避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除了家中避瘟以外，出门在外也有避瘟之法。书中记录有数种避瘟药丸之方，例如“避瘟杀鬼丸”、“太苍公避瘟丸”、“避瘟丹”。出门在外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到达旅店后点燃，同和现在的卫生香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外归家也有避瘟之法，要“用舌顶上额，努力闭气一口，使气充满毛窍”，则可避免把瘟疫带回家。
除了民间百姓可用的避瘟之法，古代的医学家也会未雨绸缪。瘟疫因其危害甚广为历代医药学家重视，他们对于瘟疫的认知和应对的办法则被后人汇总梳理，以资参考。比如明清时期系统研究瘟疫的著作就有《广瘟疫论》、《瘟疫论》、《松峰说疫》等等。书中对瘟疫的成因，种类以及对应的治疗方法都有记录。
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瘟神
《松峰说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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