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风，山高水长
2017年1月14日凌晨3时30分，周有光在北京逝世，享年112岁。1月13日，周有光先生刚刚迎来了自己的112岁生日。
周有光先生，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早年专攻经济学，解放前在新华银行工作，驻美国纽约，1949年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年近50岁时，周有光“半路离家”，成为一名语言学家。1955年10月，周有光出席全国字改会，后任汉字改委、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经历了我国汉语拼音方案制定的全过程。
相较于汉字复杂与简洁的不断争议，周有光参与的汉语拼音方案得到了广泛认可。50年来，汉语拼音的应用发展惊人，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信息时代的工具。20
世纪末，美国国会图书馆斥资2000万美元，对70万本中文图书进行了全面编目。目前，汉语拼音行业已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并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2009年底，他在接受周有光专访时说：我们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帮助汉字，而不是代替汉字。代替汉字，不是一百年。让我们在500年后谈论它！他还预测，在21世纪，拼音将有助于使中国人更容易在网上流通。
2009年，周有光.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摄影师|郝晓天
周有光：汉字是无底洞
听写|周友光
完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小平
本文首发于2010年1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第450期
2009年的最后一天，在北京的后焦堡胡同，一栋简陋的住宅楼里，两周后年满105岁的周有光住在里面。他是汉语拼音的设计者。从字母爱好者的开始到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发，老人见证了汉语拼音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中国字母和汉字的过程。
在狭小的书房里，周有光坐在一张油漆褪色的旧书桌前，收起了打字机——根据周有光的理论，1983年，一家日本公司开发了在电脑中拼音输入汉字的软件。为了表示感谢，这家公司特意送给周有光一台打字机。正是用这台打字机，这位百岁老人在2009年底完成了他的新书《朝日道司》。在书中，他密切关注新的全球变化，除了对历史事实的理性讨论，如苏联解体和不丹王国的民主化，还有“语言探索”。周有光预测了21世纪普通话和汉语的变化，他认为在21世纪，拼音将有助于促进汉语在互联网上的流通。清
空桌子，戴上助听器，偶尔用笔和纸，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改革这个词的故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迫切需要识字
1955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品格改革会议。我接到通知要来北京开会。当时中央说我们要建设新中国，80%的人是文盲。因此，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解放军部队里有一位叫齐建华的老师，他创造了一种快速识字法。那时候新兵要识字，今天要认5个字，明天认10个字，后天认20个字，三个月后就能看懂《人民日报》，非常成功。当时郭沫若作报告，说中国产生了一个孔子，扫盲有希望。但他的方法未能在工农中普及。原因很简单，新兵年轻，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识字上，工人、农民有工作、家庭，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在书面文字改革
会议上，我们在内部说，书面文字改革
将有助于消除文盲，但我们不应该对书面文字的改革抱太大希望，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不可能指望迅速取得成功。
这
性格改革运动始于清朝末年。1918年，北洋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方案，由古汉字简化整理而成，至今仍在字典中，至今仍在台湾使用。但是这个东西不方便，人出国就不知道，打印名片也没人看懂。
年轻时，我注意到清末开始的
文字改造运动，30年代拉丁化运动的时候，我开始写文章儿童教育网，我提出方言的拉丁化方案不能单独做，要有共同的基础，各种方案要沟通。不过我是业余爱好者，年轻的时候对字母学很感兴趣，觉得很好玩，后来在欧洲买了很多字母学的书，没想到以后有用。
1952年，我写了一本小书，叫《字母表的故事》，这是一本介绍各国古今字母发展演变的科普书。因为当时，关于如何做字母表，是使用拼音字母还是其他东西，有很多争论。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与这本书有关的会议。1954年前后，毛主席的秘书来找我要《字母表的故事》，说主席想看。
我
曾经在复旦大学从事经济学，教经济学，会议结束后准备回去上课。但会议结束后，他们让我在新成立的品格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我以业余爱好者和外行的身份从事语言研究。领导说，这是新工作，大家都是门外汉。时任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也劝我留在北京做人格改造工作。所以我留下来，完全改变了职业，开始了语言学。
周有光1952年出版的专著《字母的故事》介绍了各国古今字母的发展演变。1954年前后，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向周有光要这本书，说董事长要读。
拼音只是辅助汉字
品改委员会有两个研究室，第一个是搞拼音研究，我是主任;第二个研究室研究简体汉字，主任是曹伯涵。
毛泽东十分重视品格改革工作，重要工作由他本人和周总理亲自处理。当时，品改委主任是吴玉章，副主任胡玉之真正负责工作。胡育之有非常广泛的知识和见解，我非常佩服他。所以，虽然文改委的工作很辛苦很忙，但我很开心，因为没有矛盾，他们也看重我，工作协调得很好。胡乔木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我们文改委的联络人，他都来参加所有重要会议，我们的文件都是通过他送给他们的，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我听说了1952年毛主席访问苏联的事。他问斯大林，中国应该如何进行书面语言改革。斯大林说，你是一个大国，可以自己写一封信。毛主席回来后，指示创建一种民族形式的字母表，三年来没有成功，吴玉章说最好使用罗马字母，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党中央召开会议批准后，决定采用罗马字母。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还在研究国表的字母表，后来才研究罗马字母表。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直到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汉语拼音计划，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标准。三年的努力是值得的，很多实际问题都解决得很好，其余的问题都很难解决，为什么，因为这封信毕竟不是为中文设计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字要改革，要遵循世界汉字的共同拼音方向。这句话的意思是最后应该使用拼音脚本。1955年全国品格改革工作会议时，我们提出毛主席的论述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建议可以开发汉语拼音方案，但它用于帮助汉字，而不是取代汉字。为什么，汉字已经使用了数千年，并且根深蒂固。很多人不明白，书写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提出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来帮助汉字，而不是代替汉字。要替换汉字，不是几天的努力，不是百年。他们问我几百年，我说五百年。
真正的工作是根据字面改革委员会的决定进行的。1958年1月10日，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作了题为《当前汉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汉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是“简化汉字、普及普通话、制定和实施汉语拼音方案”。
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道生在全国语文工作会议上汇报了《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
简体汉字只能减，不能增加
1956年，政府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计划的决议》，同时又公布了《汉字简化计划》。
在计划公布之前，我们品格改革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承的拼音，研究室要收集所有关于汉字的信息，有哪些汉字，一个汉字有多少种写法——拿完之后，在会前，先由一组从众多书写方法中选出某个汉字，大家在会上讨论，看看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如果您同意，请安定下来，如果您不同意，请重新选择。有些单词看起来不太好，需要稍作修改。因此，公布的简体字大多是古字，我们只做了一个小的修改，以方便人们的家。我们公布的计划，连语言大师赵元仁在美国看完后都非常高兴，说你做的简体字在600年前就已经使用了。他知道。
我们的简体字仍然受到批评，但实际上我们当时非常谨慎。比如“侯”字，一个是皇后的“侯”，一个是后来的“侯”。为什么是这个“之后”？很多人批评我们选错了，不是说我们选错了，其实这句话用在了古书《大学》的第一页，很多人都忘了。
1978年出台的第二个汉字简化计划（草案），我们不知道这个计划。1969年，我们全队调入宁夏平罗五旗干部学校，直到1972年春我才回到北京。回来后，不用上班，在家看书做研究。
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但直到1984年承的拼音，全国各地的工作才恢复正常。第二次汉字简化计划（草案）玷污了汉字改革的声誉。当时，台湾和国外批评我们，因为它违背了常规原则，注定要失败。
教育部今年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草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他们可能认为我老了，没有打扰我。我从新京报上看到这个新闻，很长的报道，我看不到，很多人反对。
我没有发表意见。原来常用的汉字数是7000个，现在要增加到8300个。草案没有说清楚，我也没有问他们。我觉得不合适，7000个常用汉字不能随便加，一加就多问题，麻烦就麻烦了。我们之前研究的7000个单词中，有400个有问题，这400个单词不一定用，很多都是方言词，生僻词。我的意思是，这7000个通用词只能减少，不能增加。汉字是一个无底洞，谁也说不清有多少汉字，所以我们只是把原来的通用汉字做好。其他随便的人写，比如我100岁了，人家写一百个生日图，他想怎么想，都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