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到至高境界就是经了，不可说，一说就错。真正领悟了时，即油然而生敬畏之心，不敢妄语，也无需说了，两佛相对无言。
陈绍陟，男，诗人，资深牙医。1979年毕业于纳雍一中，1984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1983年开始在《星星》《诗刊》《中国》《开拓》等刊物上发表诗歌及其他作品，主要作品有长诗《西部大书》、组诗《还乡》、长诗《哀我中国》、长诗《黄果树大瀑布》、组诗《穿青人》等。1985年参加诗刊社第五届“青春诗会”，1986-1988年在贵州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诗歌创作，出版诗集《生命的痛处》。1993年创办贵阳华西口腔专科，系机构首席医师、医疗总监。
蒋能：2014年11月24日，杨刚和我在贵阳市大坡路当代贵州杂志社二楼举办“蒋能、杨刚新书发布会”，发布会聚集了大部分生活在贵阳的纳雍诗人，我们算是第一次见面了。在作者发言时，我说：“诗歌让我疼痛和清醒，诗歌给我快乐和忧伤。诗歌让我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学会痒或疼，让我清醒地生活着”。席间，你说，虽然自己没有写诗将近30年了，却一直没有离开过诗歌，诗歌的光芒照耀着自己的一生，生活即为诗。同为诗歌的精神力量，“让诗歌的光芒照耀我们的一生”成了我在这次发布会上的一份重大收获。我想，大家常说 “诗意地栖息”就是这种状态吧——享有诗性人生，享受诗意生活。是把诗融入生活，还是把生活诗性化，你是如何理解，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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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陈绍陟（左一）出席蒋能、杨刚新书发布会
陈绍陟：蒋能吾弟，你在艰难的条件下所做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无人替代，难能可贵，令人赞叹！
你的行为本身就是一首诗。
倘若不是因为诗歌的光芒照耀你的生活和生命，倘若不是你内心的追求和渴望与之共振，倘若不是因为你对诗歌的敬畏与忠诚，你不会为之竭尽心力，义无反顾。对于我们老家纳雍县而言，你这是做功德；对于诗歌而言，你是一位忠诚的行者。
你的访谈提纲我早已收到，久难复命的原因，除了生活和工作的诸多事务让人分身乏术，就我本人而言，实际上是不喜欢谈论诗歌的，我一直认为——诗歌，怎么能谈呢？但是，你的行为深深感动了我，无论我是否愿意，都有不可推卸之责，我就权且信口开河吧。
写诗30多年以来，谈论诗歌是我最无能为力的事情，每当人们口若悬河，高谈阔论诗歌的时候，我常常选择聆听并沉默，常常走神。如果我深入其中了，有时候眼泪不知不觉地就充满了眼眶，甚至感到心痛。29年前，也就是1988年我在为自己的诗集《生命的痛处》所写下的后记中就这样袒露：“……写诗，不爱谈诗，因我无法也不必解释那些语言，只是当笔颤动于白纸的原野之上，被戳破和不被戳破的痕迹使我感受到诗的魔力和威慑，我对之心悦诚服又不以为然。”
说到底是我对诗歌一贯的认识和始终的不认识。在我看来，诗歌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就在万事万物之中，它就是生活的本身；对于生命而言，诗歌是灵魂自由的状态，也就是灵魂本真的状态！
然而人们曾经经历、正在经受的物化的追求与风气让精神坠落、坍塌、崩溃、萎靡，或者无所适从。慵懒成为常态，人们的种种“超越”看起来突飞猛进，翻天覆地，却愈来愈脱离人的本真，疏离人生原点而不自知，背道而驰却浑然不觉……对此，凭籍一个人极其有限的文字功底与自以为是的才气，在时断时续的激情之中，怎么会能够抵达诗歌的本质呢？怎么能抵达灵魂自由的状态呢？我们所能够做的无非是在生活和生命的历程中有所醒悟，依靠力图返璞归真的修持，向着那一片光芒不遗余力地跋涉，竭尽心力去接近，而已。这种接近也并非是冥思苦想的结果，更不是矫揉造作的结果，亦非追逐功利的种种巧言，而是一个人的心量打开，智慧打开，人与万事万物刹那间相通，共振，共鸣，和谐，圆融，天人合一之时那种契合的状态。
无论是茫茫大千世界还是纤毫之中，这种契合本身无处不在。潮起潮落，云卷云舒，花开花谢，月影或日出，迎风的树，沉默的石头，一草一叶，茂密的田野或森林，永远交替着的春夏秋冬就是诗歌；无论你是否愿意，一定如期扑面而来的日子，遥远的或你置身其中的村落，或者形形色色的街市就是诗；音乐、绘画无论是出自音乐家和画家，或者是出自大自然鬼斧神工之手，一旦与你和谐共振，自然诗意焕发。
而于你我他本身，脚下的路，手上的活计，盘中的米粒，杯中之水，一呼一吸之间……尽皆是诗。人与人也是这样，友情、爱情、亲情，亦或是今生擦肩而过的一刹那间，心领神会的愉悦或惊诧便是诗；如果是你的孩子，他从婴孩慢慢地长大成人的每一个瞬间本来就是一首长诗精彩绝伦的诗句……人啊！领略了么？欣赏到了么？
倘若你在今生的经受与寻找中看到了命运与心灵的安住之所，对自己与自然了然于胸，哪怕只是点滴之悟，开窍之间就是诗……人啊！领略了么？欣赏到了么？
今之时日，滚滚红尘，旌旗飞扬之处，南辕北辙的人流在向何方浩浩荡荡，汹涌而去……
有时候我们无比兴奋地认为自己获得了诗歌，实际上往往是被诗歌的光芒暂时照耀到了，值得高兴和喜悦，但是倘若以为自己就是诗人或者大诗人了，实在是井底之乐。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已有的所有的诗歌远离诗歌本身，实际上在通往诗歌的道路上，在通向灵魂自由之处，就有灵感的花朵竞相开放，对于坚忍和真诚的人们，我们有时候就会嗅到那芬芳，甚至采撷到其中的一朵，甚至一束。它们并非是诗人苦心营造的，更绝非是拼凑的枝叶，而是灵感乍现时的神来之笔。正如经久不衰的唐诗宋词，正如很多诗人的心血文字，正如我的《西部大书》……
真正的诗歌可以穿透、融入万事万物及心，并且当一切远去或毁灭时，人们依然可以与诗境共融，与诗情共振，被诗意的游刃割伤，被诗意的余焰温暖或灼痛。
诗到至高境界就是经了，不可说，一说就错。真正领悟了时，即油然而生敬畏之心，不敢妄语，也无需说了，两佛相对无言。
说到底，诗歌与诗人本来浑然一体，正如波浪与大海同为一体，芬芳与花朵同为一体，影像与镜子同为一体……何况乎出自诗人之诗，何况乎诗出自诗人的本来。
诗集《生命的痛处》（陈绍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
蒋能：在徐新建先生文章《诗人陈绍陟》里面，我注意到一点，你在十五六岁时就有了文学梦，并且表现出一些惊人举动——写长篇小说，而且已经完成了好几十页，后来因为父亲的发现而不得不中断。我知道，是因为历史的因素，父亲的思维才变得如此敏锐，对你才下狠心“毒手”，自己首次产生的文学美梦，遭到重挫，当时肯定很难过，一颗年轻的心如何承受得了，那时理解父亲吗？
陈绍陟：说初三的时候写作那部长篇小说并非是我最早的文学梦，因为在这之前就有种种形式的练习了，种种在笔下和心里的冲动和跃跃欲试。
我上小学的年代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资源都非常匮乏，尤其纳雍县地处偏远地区，大山深谷几乎阻断了外面的世界，非常闭塞，那时候的孩子们除了简单的上学放学，极少有课外阅读，如果之外能够进行阅读的话多半是小画书。课外时间主要是玩玩耍耍，或帮助家长做家务，男孩子干的主要事情就是背煤、挑水、打猪草。对于许多孩子来说，甚至读书就是可有可无之事，尤其在我家那一带，是生产队和城关镇的居民混杂居住的地方，我小时候的玩伴们长大之后，大家的道路和命运大相径庭，各自经受自己的因果，在此不述。
我父母可以说都是读书人，尽管他们的学历现在看起来较低，但那个年代的初中毕业生虽然不是凤毛麟角，也是少有的有一定文化的人。而且家父是极其优秀颇有名望的教师，母亲在纳雍林场中学上学，是学生会主席，毕业分配工作之后因为家庭成分被下放到生产队。母亲还记得当时老家门上被人贴了一副对联：“……黑根黑种黑透骨”。那时候尽管因为家庭成分和父亲写一手好字而带来的政治灾难，全家生活在悲苦之中，但父母有时候也会谈论到曾经阅读过的文学作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听进心里面去了而无比神往。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本厚厚的书落在了我的手上，那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大约九岁，从此阅读一发不可收拾。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阅读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的，“书呆子”的名号被家人和附近的人们喊开了。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毕业的时候是全校唯一的双百分，初、高中的时候各科成绩都顶尖，高中时担任了纳雍一中学生会主席。其实我这个“书呆子”并不呆，我很勤快，从小分担家里的各种家务，尤其自然而然习惯性承担了背煤、挑水、打猪草，而且把弟弟妹妹带得很好，所以父母很支持我读书。尤其是父亲，虽然常常挨整被批斗，常常就在人群中向对他没有鄙夷躲闪目光的人打招呼，想方设法帮我找书。我知道同学或者其他人有什么书的时候，自己也想方设法去求人。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直到现在还常常浮在眼前。可以说在那时候在当地的同龄人当中我是读书很多的人，所读的书除了《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苦菜花》《迎春花》等相对容易找到的书籍之外，父亲还从农村里的一些曾经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手上找到了繁体版的《三国演义》《三国志》《说岳全传》《水浒传》《西游记》以及一些残齐不全没有书名的书籍，甚至还有石板印刷的《南唐薛家将演义》等等古典小说和各种诗文。这些书籍除了繁体字的困难，还有很多是没有使用标点符号年代时的书，但凡是书，我求之不得，如饥似渴地阅读，硬生生地一本本啃下来了。
印象很深的是那时候我下课之后或者周末及节假日去山上打猪草，背篼里面除了镰刀和烧熟的洋芋，一定还有一本书，我和小伙伴们满山遍野窜动割猪草累了休息的时候，我就找一个避风、避雨或者避日，可以安坐片刻的石头坐下来，打开书籍。
虽然生活极其拮据，家徒四壁，很难找到一本书，父亲咬咬牙从及其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点钱常年订阅《参考消息》。家里面天天有骑绿色摩托车的邮递员送来《参考消息》，有意无意之间那些与我非常遥远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等等外部世界的名称与图像，人物与事件，就印在头脑里面，虽然缥缈，但常常在眼中和心中穿行，也许这就是我从小对外部世界没有陌生感的缘故之一吧。
书读多了，自己也有一些经历了，对自然的感悟越来越多了，对人对事有一些认识了，情感就渐渐丰富起来，也复杂起来，自己的经历和认知就不断地形成了故事和景象，各种疑惑和追问不断地激发自己，就有很多文字和蓬勃的想象萦绕在心头，表达和探索的欲望渐浓，于是在14岁的某一天，动笔的念头升于心间，一股气流涌动：写一部长篇小说吧。
父亲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在文革中因此受难，自然心有余悸。那时候文革尚未结束，保人保命乃关天大事，所以父亲得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不容置疑的阻断了我，这是必然的，实际上他与我一样的痛心。我虽然很难受，但接受是必须的。所以我虽然千般万般的不愿意，但非常理解家中的处境，哪怕心头流血也必遵父命。
然而，文字并非仅仅可以写在纸上。
心是没有边界的，心就是整个世界。写在心里面的文字和梦想，根植于内心的理想和激情，由于这种断然受阻而无穷展开，坚不可摧。
蒋能：很多成功人士在年少的时候，都会无意间流露出与众不同的特点，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我们称之为“潜质”，发掘一个人的“潜质”，需要有“伯乐”的出现。我翻阅读了一些资料，发现你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就有那么一批“伯乐”。首先，从朱辅治先生说起，可以说，朱辅治是历史原因给整个纳雍的馈赠；其次，说说茅盾先生，你写了一篇《心碑》，寄给当时身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先生，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这事在学校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你还记得《心碑》及茅盾先生回复的内容吗？接着，你在四川求学期间，结识了张黎群、“七月”诗派代表性人物杜谷，以及流沙河，他们出现在你诗歌追求的道路上，意味着什么，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陈绍陟：我上中学的年代，初中三年制、高中两年制毕业。
1978年，纳雍一中高二毕业班是六个班，通过全县的考试选拔出50多位高考苗子组成了高二(七)班，这个班级即所谓的火箭班，受到全县人的瞩目，并被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县教育局抽调全县数理化和语文最优秀的高中教师担任这个班级的课程，语文课程当然首推曾经赫赫有名的大右派朱辅治老师。朱辅治老师，50年代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长相和身材颇似邓公的四川人。他才华横溢，在上大学的年代因为写作小说受难，被发配到边远的山区纳雍县之后，又因为文字和桀骜不驯遭受了长久的牢狱之灾。他渊博而深厚的知识与他的故事太传奇了。
虽然他命运多舛，然而正如你所说，对于隐藏在深山深谷之中的纳雍学子文学的启蒙和无与伦比的激励，他无疑是历史不可替代的馈赠。
而我，是最幸运的一位。
他平反昭雪之后担任纳雍二中的教导主任，高二(七)班成立之后，自然由他担纲语文教师。第一堂语文课他走上讲台的那一刹那间，神一样的目光扫射整个教室，他抿嘴微笑的姿态都让人怦然心动。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街头见过他，他脖子上挂了一块巨大而沉重的黑牌子，被高呼着口号戴红袖套的人们押着游街。
那一堂课他布置了第一篇作文，我大约半个小时第一个交卷了，我交卷的时候，他皱皱眉。据他后来说那时候他很不看好纳雍一中学生的写作，可能心想这个学生太敷衍了事了，不可教也。
没料到第二次上语文课之前，他走上讲台之后二话不说，眼睛扫视了全教室，抿嘴微微一笑，而后返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四句诗：“小小年纪小小笔，好似王勃又在世，……留佳句，拍案赞声在天际。”反过脸来对着大家笑笑，两只手拍了拍粉笔灰，然后撑在讲台上，在大家的惊讶与不解中又返身面对黑板，写下了四个字：赞陈绍陟。整个教室轰动了，我热血沸腾地微微低下头。
从此我几乎所有的作文，基本上都是两个大大的红字“特优”，一些作文还作为范文，而县文化馆的刻印刊物上也发表了其中的一些作文，大约一千多字的小小说《心碑》就是其中的一篇。印象中《心碑》是写一位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士兵，静默地倒在土地上，因为他单独而特殊的行动，并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和功绩。
“不出五年，你就可以登上中国文坛。”朱老师笑眯眯地说。学生们那时候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用得好了得到他一句表扬，也足以引引为自豪，而他对我口出此言时不容置疑的样子，让我在惊讶之余，激起了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越来越接近高考时间了，大学报考专业，已经成为每一个学生和每一个家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重理轻文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现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成为风尚，几乎绝大多数的优秀生都自然而然选择理工科，我想选择报考文科的心事成为另类。
正如前面所说的，家父是断然不会同意的。更何况家父和朱老师都是好不容易才从文字狱中挣扎出来，惊魂未定，其中的苦难罄竹难书，他怎么肯让儿子冒生命和命运之险呢？
然而父亲并没有横加阻挠，而是一遍又一遍的与我谈心，从祖祖辈辈谈起，从他自己的幼年、童年、成年和中年谈起，从中国古老的历史谈起，从纳雍到贵州到中国的格局谈起，但是我的倔强依然让父亲感到无计可施了，于是他请来了被人们暗誉可与传说中的王若飞相媲美的铁嘴金凤雏老师。金凤雏老师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也是莫逆之交，我从小非常尊重敬仰他，在此前对他言听计从。
金老师从他任教的马鬃岭垭口田小学来到我家了，整整三天三夜与我形影不离，甚至就与我睡在一张床上，然而，金凤雏老师终于向我父亲抱歉了。
尽管如此，我深深地爱家人，也对自己是否能够从文想获得更有力的印证和支持，我在惶惑与无助之中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于是给茅盾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我的小小说《心碑》。让我大喜过望的是先生居然回信了，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头在那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特大的新闻和喜讯。那封信被同学们到处传阅，回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被汗渍润湿了。
先生回信的内容大约两百多字，对我的爱好与热情表示充分理解，给予鼓励，但也希望我尊重家长的意见。最后希望我无论学什么专业，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
……
我在四川上大学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张黎群先生，张黎群先生是50年代中国青年报总编辑，胡耀邦先生的挚友。我与他在成都锦江宾馆有过一次夜间长谈，记得他把我从房间里送出来的时候，又拉着我坐在宾馆下竹林和夹竹桃间的石凳上交谈，并约我次日去见一位他的老朋友。
第二天晚上，我如约与他一起去宾馆对面的盐道街(当初大师云集我的母校华西的时候，应邀前往华西协和大学做演讲的海明威先生的作品《丧钟为谁而鸣》初稿就是在这里写作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宿舍住在一楼的一户人家见到了一位让我叫他老刘的长者，我自然不敢叫他老刘，恭恭敬敬地叫刘老师，叫他的夫人夏老师。两老的谦逊、热情和关怀让我渐除了胆怯之心，他们的才华和品质让我无比的惊叹和尊重。过了一段时间，我多次到他家拜访之后，才从邻人的口中获知了刘老师刘令蒙就是大诗人杜谷先生，中国现代名诗《泥土的梦》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七月诗派”主要代表人。
1984年，诗人杜谷与陈绍陟在杜甫草堂
2006年十月中旬，我大学毕业22年之后曾经邀请杜谷、夏嘉(夏嘉瑜)两老来贵州在我家住了一周，并由一家人陪同旅游黄果树瀑布、花溪、阿哈湖、红枫湖、青岩古镇等地。时年己87岁的诗人杜谷精神矍铄，博学与睿智流转着生命……现在年过九旬的女作家夏嘉瑜老师依然健在，杜谷先生于2016年97岁高龄之时仙逝了。
流沙河先生是杜谷先生介绍我认识的，1982年的一天晚上，我拿着杜谷先生写给流沙河先生的信，去到流沙河先生家时，流沙河先生当即说：“杜谷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并站起来双手接过信件阅读。大学毕业前那些年，我就成了流沙河先生家的常客，何洁阿姨对我非常关怀，他家儿子及女儿也与我关系不错，都叫我陈哥。不久前我翻阅了那时候的日记，有许多当年在他家以及星星诗刊编辑部的记录，虽然不说堪为珍贵史料，于我与朋友们也可为有趣的值得分享的故事。1983年星星诗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小叙事诗：《握竹尺的妈妈》，编辑就是流沙河先生。当时流沙河先生读到这首诗时的情景，徐新建先生1985年写我那篇报告文学中有描述。有趣的是当时发表报告文学的刊物《花溪》编辑对流沙河先生读到我这首诗时喜悦并称赞的情景描述担心是被文学加工的，居然写了公函，还盖上公章，向流沙河先生求证，结果流沙河先生亲笔认认真真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编辑部收到流沙河先生的信件之后，才放心地把文章编发出来了。
实际上那时候我所认识和交往的不仅仅是杜谷和流沙河前辈，杜谷和流沙河共同的挚友老诗人木斧和王尔碑也与我成为忘年交，直到现在尚有往来。流沙河先生还介绍我认识了时任《星星诗刊》的主编白航先生、副主编陈犀先生及青年编辑叶延滨、鄢家发、周伦佑等人。我毕业分配到贵阳市口腔医院之后，白航先生还在来贵阳开会时请我看牙。我也是杜谷、木斧先生的牙医，木斧先生诗集里还收录了题写我的诗《我的牙医》。
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是杜谷先生及他夫妇带我认识、交往及后来远程介绍我认识的七月诗派大诗人们。牛汉、绿原、曾卓、鲁藜、阿陇、罗洛、彭燕郊、胡征、徐放、化铁等人我大多在成都以及北京见过面或专程拜望过，其中绿原是第一个给我写诗评者，牛汉则为我诗集《生命的痛处》作序，并介绍我前往家中拜访始终尊称他为伯伯的诗人北岛。这些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璀璨耀眼，厚重的泰山北斗出现在我追求诗歌的道路上，把一个当时对他们高山仰止的年轻人从神话和梦想之中直接拉到同桌同席，同茶同饭，他们平易近人又充满大家气息的诗品、哲学与美学观念，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感染力，他们的博学，尤其是他们高贵的人品对一个年轻人所产生的向导力是无法衡量和描述的。
对于我而言，当是人生的无价财富，大幸大善之缘。
当然，近30多年以来，也就是我大学毕业工作之后，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当属何士光先生，我曾当众表述：“何老师是我的第一良师益友”。单纯就文学而言，虽然他并没有写作那些分行的诗歌，他呈现给读者的作品是小说和散文，但是他的作品始终进行在灵魂自由的状态，也就是灵魂本真的状态——也就是诗歌的本质状态。在我的认识里，如今何士光先生无疑是站在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制高点上者之一，在此不述。
蒋能：人的一生，很是奇怪，一些东西仿佛与生俱来。在亲人们的安排下，你考进了四川医学院(前华西协合大学，后改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成为了家庭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四川读书期间，你心中的诗歌梦想不断膨胀，参与发动并组织了川医“华西文学社”，主编刊物《华西》，召集成都市各所大学近百名诗歌爱好者，成立“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艺术联合会”，创办诗刊《第三代人》。现在来看，“第三代人”已经毫无疑问地进入了中国诗歌的历史，而早在1983年冬天，当“第三代人”被列为精神污染时，作为召集人之一，你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保全了李小瀛、赵野、张光宇、阿黄（黄宇强）、叶绿他们，这种诗人朋友间的侠义，不得不让人称赞！
诗歌梦想总是此伏彼起，无法消亡。“第三代人”在成都被逼解散后，在邛崃，杨然、席永君等人重新亮出“第三代人”旗号，刊发“第三代人诗报”；胡冬、赵野、阿黄等人在成都组建“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直至1987年春节前一天凌晨，叙永事发，“第三代人”被定性为“反动组织”，诗人北望被捕。可以说，参与“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现在，随便在网上一查，由“第三代人”发展而成的“第三代诗人”，其代表性诗人有韩东、于坚、徐敬亚、川河、南野、海男、杨然、默默、多多、万夏、杨黎、李亚伟、马松、杨克、何小竹、赵野、邓翔、潇潇、王明韵等，目前，“第三代诗人”已经发展成了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滁州的“黑白诗派”，四川的“莽汉主义”和“非非主义”等等诗歌派别。
《第三代人》1983年第1期
翻开《第三代人》诗刊1983年第1期，我们能看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赵野（四川大学81级外语系）、邓翔（成都科技大学79级电子电力系）、唐亚萍（女，四川大学79级哲学系）、北望（何继民，成都科技大学79级数学系）、陈绍陟（四川医学院79级口腔系）、李从国（西南民族学院80级中文系）……在第29页，还能读到你的诗歌《叼着夕阳的狼》，看似凶残的母狼，四处为狼孩子觅食，食未寻到，却引来了猎人，为了狼孩子的生命安全，母狼冒死引走猎人，读来让人非常感动。题记：“而在人的世界上，真有不如狼的精神？……”请你谈谈当时的创作背景，狼的精神？人类的精神？诗歌的精神？
陈绍陟：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还是一位诗人，担当是基本的素质。
1988年，《开拓》季刊诗歌编辑、作家、诗人老愚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写我的文章：“不可改变的血液”，我认同这个标题。
1983年冬天，如果我畏首畏尾进行推卸的话，别人站起来也无济于事，至多再增添无谓的牺牲者。在最危急的时候，我明白前面的深渊深不可测，但是站出来是我的本性。
非常幸运的是，在我及十四所大专院校的诗友们的前途和命运岌岌可危之时，“由于胡耀邦同志认为‘清污运动’中有扩大化的倾向，在他的干预下，这场‘清污运动’，只维持了28天就不得不停止了。”(引号内文字摘自百度百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当然，第三代人在危急的时候，雪中鲜有炭火，诗人北望等年轻的坚守者们各自付出了自己的代价，真谓可歌可泣！如今第三代人当被锦上添花，作为一面旗帜哗啦啦飘响，一些当初的远距离者也乐于驻名其上，雀跃其中，一些当初的局内人恐怕也忘记了自己曾经唯恐避之不及的往事。甚幸，甚慰，有趣。
对于中国这段历史，从某个角度而言，在某些方面，也许我是极少的甚至是唯一的知情者。现在网络上有大量的关于当时的描述和追踪，有不少以讹传讹之处，我尚未把握是否需要我站出来正本清源。尚待时日，如果这是我的使命，我当义不容辞。
无论怎么说，中国当代诗歌史已绕不开第三代人，否则就是缺憾的。
拙作《叼着夕阳的狼》是我以欲穷作为笔名发表在第三代人打印诗刊上的散文诗，是这部可以载入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简陋的册子中少有的次品之一，次品不是自谦，是我实实在在的认识，尽管当时我是在痛哭的状态下写作的。
写作这首散文诗的当晚，我在四川医学院(后改名华西医科大学)口腔系79级的学生活动室看了电视专题片《动物世界?狼》(标题大致如此)，记得是赵忠祥解说的。我被深深地感动和震撼，完全进入了情景，看到中途就泪流满面，甚至失声豪陶。当时的情感激越，然而思想比较肤浅，但是我彻底改变了自己过去对于动物的认识，并开始重新认识人类和世界。
迄今为止，我不是任何教派的教徒，但这可能是我后来自然而然可以兼收并蓄各家学说关于有情观念的一个重要契机。当时那种强烈的感受如同无穷扩散的涟漪，波及到我后来对万事万物的认识、尊重乃至敬畏。当然这种感受可能起源于早期的家庭氛围，后来在受何士光先生、寂超法师、藏青法师及其他有缘的诸大德点化之后，同时在伟大的传教士在塞缪尔.柏格理先生精神感召之下，也在我所受到的华西医学精神教育之数十年实践中，在我日渐经历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中孵化，成为一种生命的状态，在我的诗歌中就自然流动，自然展开。
我在1989应时为“大陆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期刊”(韩少功语)之一的北京大型文学季刊《开拓》之约，为我在该刊1989年第一期头条发表的千行长诗《哀我中国》所撰写的五千余字创作诗谈中说过：“ 诗，就是要影响人类精神。”
蒋能：艺术生命的原点在于它的真实性。人们常说“真、善、美”，真是当头，真情实感，求真务实。一首好的诗歌，必须有真实的情感作为深层结构的支撑，而意象则起到了让情感向外扩展及延伸而富有张力的作用。
你的诗歌以叙事见长，自传性质的叙事充满真情实感，化叙事为抒情。诗中的大山成为象征的整体意象，正如我早年的习作《月光洒落那座城》系列诗歌，因漂泊他乡，夜深人静，我把月光化为思念，月光之下，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成了思念的歌。你笔下的大山，“既是自然的恩赐，也是命运的威慑；既是生命的泉源，也是死亡的土壤；它既代表着古老的习俗，又是现代文明的屏障。”（星子《山那边的回声》）可以说，你的诗歌就是贵州高原的血泪历史和风俗长卷，你的“大高原诗歌”影响了后来这片土地上的不少诗人。在你看来，评判一首好的诗歌有什么标准？
陈绍陟：感谢你找到30多年前才女星子对我写的诗评。
你说到我的诗歌“以叙事见长，自传性质的叙事充满真情实感，化叙事为抒情。”实际上并非是我是否喜欢，我起心起笔自然就是这样，写了，是否“见长”，我从来不去纠结。大千世界对应人而言，无非都是事，眼中心中梦中尽皆事，行住坐卧、所作所为尽皆事，爱恨情仇、迷惘、打盹、求索、深谋远虑也是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是事。人是有情动物，因而事与情同栖共生，融为一体，何须那般生硬的化去化来化来化去？化此为彼这样的说法，是理论家或者评论者编写的文章或教材，煞有介事地解剖诗歌，是对活生生的诗人作验尸式的肢解。
关于你所说“艺术生命的原点在于它的真实性”，我解不透，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真实性”。迄今为止，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位真正定义了“真实性”并能让我了然于胸。指引我驻心会神的唯有“观自在……”而我尚未臻自在之境，所参所悟支离破碎。
如果以“我”作为原点出发就算真实性，就算你之所说“求真务实”的话，那么我的笔根本就无力运载我曾经的一切，无力掘尽我的矿藏，哪还有闲暇去假意雕琢和塑造？
……
同样也在大约30年前，老诗人张克先生撰写整版长文《蛮野见沉雄，阳刚间阴柔》发表在贵州日报文艺版上，以推当年被诗友戏称为贵州诗坛“金童玉女”的我与唐亚平的诗歌为纲，提出“高原诗派”。此文当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贵州诗坛的瞩目和热议，有赞誉者，有感怀者，有轰堂者，有未被先生隆重注目而切齿者，种种粉墨登场或暗地吹风者……不一而足。可是对于前辈好意的开宗立派之盛举，我与唐亚平不约而同地退避三舍，印象中在当时和多年之后我们都很少提及此事，偶有涉及，不过就相视一笑而已。
如果说我当年的文字曾经影响了这片土地上不少的诗人，是因为我们同样出生于这片土地，同样获得了这片土地的馈赠，大山所赋予我们的并非厚此薄彼，无非是我先代其而言了，我的心声就是或者接近了别人的心声。
评判一首诗歌，当下以心灵校验。至于往后历史是否给予说明，谁知晓？
作为一位诗人而言，过于注重别人评判自己诗歌的好坏或等级，将是诗人堕落的开始，也是诗歌平庸的前兆。
同样，我在1989所撰写的五千余字创作诗谈中说过：
对这些人，诗是一件华丽的衣服，他们精心穿戴它，珍爱它，炫耀它，可惜衣服的款式和布料总会陈旧破败，于是他们扔掉它。
诗象血液流动在真正诗人的全身，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甚至可以对之不以为然，而当它一旦流失，诗人的生命也就荡然无存。
无论是否有伤口，血都是鲜红而烫热的。
这便是大技巧吧，如果真有技巧的话，我宁愿这样理解，这不仅仅是属于气质、层次、熟练程度的问题，这是区分诗人和假诗人（伪诗人）的准则。
在这个意义上，伪诗人显得人多势众。
对于不用心和尚不能用心读诗的读者；伪诗人成为“诗人”的模具。
以上29年前之论述，我至今不改一字。
何士光（左一）、陈绍陟（左二）出席“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笔会
蒋能：“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纳雍县新年诗会之后，你并没有及时返回贵阳，而是选择去了威宁的石门坎。我还发现，很多时候，你一有空就去石门坎。我们知道，石门坎和一位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有关，是一股什么力量，让你对石门坎如此着迷？
陈绍陟：我此生唯一标注自己的崇拜者，唯塞缪尔?柏格理先生。
我第一次去石门坎是1986年12月1日。
此问在此难以详尽作答。但是我希望一个与百年之前伟大的塞缪尔?柏格理先生的足迹和声音相呼应的新的故事开始……
但求天遂人愿。
……
何士光（左一）、陈绍陟（左二）出席“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笔会
蒋能：“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纳雍县新年诗会之后，我在乡下栽洋芋，在土地上，看着耕牛，看着按不同分工劳作的亲人，看着满地肥壮的大萝卜，我拔起一个萝卜，信手拍了几张照片，发送到“鸽子花城?诗乡纳雍”微信群，被你看到后，你告诉我：“蒋能，如果是我，我就躺到土地上再拍……蒋能，最好能拍到萝卜被拔出土壤，离开土地时，泥土飞溅的样子，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当时我的内心感动了，我能体会到当时你的心情。“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笔会，你和何士光老师一起从贵阳赶来，在签到册上，你写下了“回家”二字。不难看出，你对纳雍这片土地，有着难能可贵的情结，那么，纳雍在你的生命中，意味着什么？
陈绍陟：我遵家乡朋友们之嘱邀请何士光先生参加纳雍诗会，他欣然而去，也欣然为纳雍诗会题词：“诗意地栖息”，而后以此为题做了专题演讲，过后我及几位诗友依据录音整理了他的演讲，纳雍人也纷纷会意了自己在“诗意地栖息”。
我签到留言：“回家”。
哈哈，回家就是回家。无需赘言吧？
何士光（左一）、陈绍陟（左二）出席“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笔会
蒋能：你对“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有何看法和建议？
陈绍陟：为纳雍成为名副其实的诗乡，为纳雍人真正诗意地栖息，我们纳雍人努力，再努力！
2018年1月6日
——选自《觉醒与回声：纳雍诗人访谈录》（蒋能著，团结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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