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国力衰弱，列强仗着自己的强船大炮，彻底打破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自豪感。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遗留问题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汉字的难读是教育无法普及的原因。 尽管他们对如何救国持有不同的看法，但都主张普及教育和改进文字，改革文字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例如，著名的梁启超在《慎世寅书》序中指出：“国恶而强？民智而欲强，民恶而智？若天下人皆读书而懂得读书，百姓就会有智慧。” 于是，从1892年开始，掀起了“切印子运动”。
我国没有拼音字母，汉字的注音是用直音法或反切法来注音的。 直读音是指汉字的读音标有同音字。 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即使注音也读不出来。 反切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使用时间最长的注音方法。 它用两个汉字拼音另一个汉字。 相同的。 但是，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和先学汉字先学反切的关系，这样教汉字是不经济的，必须改变普及教育。
以“跟随”一词为例。 直音法：root of root，意思是“跟”读成“根”。 反切法：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拼一个字。 固痕切是指取上“固”字的声母g，去掉“母”字的末声母和en声。
切印子运动发端于中国南方，当时那里与欧美世界的接触较多，出现了很多汉字改革方案，有的使用欧美拉丁字母（罗马字），有的模仿借用的假名字来自日本的汉字部首，也有的采用速记等美国流行的方法，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 这场运动由民间发起，其主张逐渐为政府所接受。 1910年，政府通过《统一国语法》偎的拼音，决定制定汉字注音符号，统一国语。 然而，还没等清廷完成这个使命，1911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因此，这一历史使命落在了北洋政府的肩上。
掌门师徒在统一发音大会上的胜利
1913年2月，统一发音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可所有汉字的国音”和“接受拼音”。 时任教育部科员的李进喜在《国语运动史》中回忆说，协会的成员是由部委和各省行政长官选派的。 入选委员必须满足以下四种资格之一：精通音韵学、精通小学语文、精通一种或多种外语、精通多种方言。 来自各省的代表共80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江苏17人、浙江9人、直隶8人、湖南4人、福建4人、广东4人、湖北3人、四川3人、广西3人、山东2人，山西2人。 2、河南2人、陕西2人、甘肃2人、安徽2人、江西2人、奉天2人、吉林2人、黑龙江2人、云南1人、贵州1人、新疆1人、蒙古1人、来历不明者1人。 教育部聘请吴志会主持此事。
统一发音大会80人名单（摘自《国语运动史》）
从参加者名单中可以看出，讲吴语的江浙人是最大的力量。 至于“某些方言差一票成为国语”的传说，不过是“德国差一票成为美国官方语言”的翻版。
由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都要求照顾好自己的方言，尤其是浊音和来电，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会议持续了三个多月。 最终，会议采用“一省一票”而非“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确定了“标准国音”，通过了6500个汉字读音。 整体来看，最终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其他方言的语音特征，如区分尖群音、保留入声等。 这次会议通过的汉字读音，被后人称为“旧国音”。 是全国语音统一会议“一省一票”制度下的南北方言人工语言。 事实上，它并没有真正实施。 数年后，又再度发生经国之争，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会上定下的国音标准与京音标准相冲突，于1920年爆发经国之争。1932年，国民政府决定以经引为准）。
会议的另一项任务是“确定字母表”。 至于采用何种形式，会议上对字母表的制定提出了很多建议，包括部首派、符号派、罗马字母派。 马玉藻（浙江省鄞县人）最早提出将其师傅张太炎在清代拟定的单一汉字作为注音符号。 赞成这项议案的人相当多。 表决时，到会委员45人，赞成29人。 议案获得通过，其余20家公司所发的信件未被使用。 ” 最后，根据浙江委员马玉藻、朱细祖、徐寿尚（章太炎的所有学生）、钱道孙、委员周树人（鲁迅）等的提议，暂时采用的‘注音字母’进行核查。读音正式通过，三派互不隶属，堪称“简字派”，张炳林开创先例。 （《国语运动史纲》）。 会议还对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注音汉字，不能与汉字并列使用。 李进喜明确指出，拼音的作用是“服务汉字，拥抱汉字”。
南北双方对语音统一会议的结果都不满意。 虽然读音以北音为主，但仍保留如声，注音符号不用普通话字母。 没有成功。 能够取得胜利的，就只有掌门师徒了。 由于张氏弟子的大力支持，采用了清代章太炎拟制的单字作为注音符号。 他们认为，这是阻止王昭等人造新字、不顾汉文的一次成功尝试。 而保留入声，就是为南方人的读音在“国声”中争取一席之地。 此时，章太炎远在长春，仍写信给朱细祖，称赞他来京统一发音。
当事人李进喜撰写的《国语运动史纲》详细描述了在这次会议上制定国音和实施音标的全过程。
注音符号的诞生与演变
注音符号的前身来自章太炎发明的注音字母。 给人的第一印象类似于日语中的假名。 其实正是这个笔名激发了章太炎的灵感。 日本的假名也恰好来自汉字的草楷，通过去掉汉字中符合音的部分进行简化。 两者可以说是同源。 “注音”二字是注解汉字的读音。 民初公布清末“切音子”时，名字之所以变成“注音字母”，据吴志辉解释，是统一读音协会想避嫌。的字符。 专为“注释和发音”而设计。
1906年6月后，章太炎第三次避难日本。 他成为当时日本同盟会官方报纸《民报》的主编。 章太炎仿日本假名字，“化部首”，利用汉字小篆的结构，创造了一套注音字母。 1908年6月10日出版的《民报》第21期，张太炎发表了《用世界新语驳中国》一文，发表生词（声母）36个，韵母（韵母）22个。 )，也就是今天注音符号的前身。
张太炎的新文韵（选自《用世界新语言驳中国》）
统一读音选出的注音字母并非全部用在漳浦，而是酌情加以修改：如果这些字母的笔画与楷书的笔画相同，则可能与汉字混淆，所以另一个古老的字符将被替换。 ，如“ㄅ”，“八”字用于漳浦，“ㄊ”，“地”字原用于漳浦，因为“八”和“地”混入汉字，所以“ㄅ” （古包子），“ㄊ”（古字）。 最终从章太炎的方案中选出15个字母，将部分汉字进行改造，得到23个字母，再造出一个字母“ㄦ”，共计39个字母。
音标的词源和发音（来源维基百科）
1918年儿童学习网，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 最初公布的拼音字母及其顺序大致沿袭了三十六个声母的传统。 字母的顺序规定如下：
1918拼音字母顺序
1919年调整次序，重新排列拼音字母，摒弃原先的三十六个声母次序，按读音部位对拼音分类进行编组，即：
1919拼音字母顺序
1920年正式宣布加字母“ㄜ”，排列在“ㄛ”之后，拼音字母共40个。 后来，新国声（京音）取代旧国声后偎的拼音，“？”、“？” 和 ”？” 不再使用，最后确定为37。
1930年1月，吴志会到北平召开统一国文筹备会议第一次年会，任主席。 他建议将“注音字母”的名称改为“注音符号”。 同年4月21日，吴志辉提出《注音名称改为注音符号的方案及实施办法》。 提案指出：“教育部发行的注音字母……与假名相同，只适用于注音字母，不是造字，称为字母，名与实不符……日本称其为假名。名字指的是单体的简单初级文字，假名只是注音的代名词，不是词论，还是传音的标志，可以是注音字母，应该改名.注音符号，与赵某核对。 该案于同日通过。
阿Q本来就是阿ㄍㄨㄟ
既然读音标准和字母方案已经确定，下一步就是推广应用了。 1919年，第一版附注音字母和音标的《国音辞典》问世，次年汉字统一筹委会扩充修订为《国音辞典校正更正》。
商务印书馆《国音大辞典校对》
1920年，相继在全国开办“国语讲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文字。 全国小学文言文课全部改为白话文课，小学课本生字用注音拼音。 在北京成立了音标书报社，还办了《音标报》，印制音标通俗读物。
作为普通话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吴志辉还试图通过立法来推广民族语言和注音符号，促使政府颁布了《省市注音办法》、《办法》等法规。推进汉字语音注音实施工作”。 在他的推动下，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制定了在各省、市、县推广音标的二十五项措施。
除了教育书籍，注音符号也被应用到社会的其他领域。 1918年，受统一音标的影响，在马玉藻的家乡，原宁波府属下的七艺教育会，参照国家音标的音标，对宁波话的音标进行了整理，并先后出版于《定海县志》（1924）和《鄞县通志》（1933年创建，1951年发行）沿用。 本方案根据宁波话的实际情况，采用了浊音符号，也算是应验了马玉藻等江浙人的想法。
《寅咸通志》中的浊音符号
配音的经历也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 据许钦文回忆，阿Q的名字本来是想用拼音的。 《阿Q正传》写道：“只怕现在还没有注音字母，只好用‘洋字’，按照英式通行的拼法写成阿Quei，简写成阿Q。” 解释一下，”鲁迅先生本人就叫阿ㄍㄨㄟ，善于笑着催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孙福元先生也叫阿ㄍㄨ ㄟ。其实我们当时就听鲁迅先生讲过，我们都叫啊ㄍㄨㄟ。 （许钦文：《阿Q——阿鬼、阿鬼、阿叔》）
但注音符号自诞生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就受到了“民族罗马字”和“拉丁化新字”的挑战。 它的命运也取决于历史的行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8年确定拼音方案时，也曾发生过我国拼音方案是采用民族字母（注音符号）还是拉丁字母（汉语拼音）形式的争论.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使用拉丁字母有利于国际交流。 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布通知，将汉语拼音方案的拼写作为国际标准，以各种拉丁字母抄写中国人名和地名。 汉语拼音的地位在国内外得到了正式确认，音标基本成为历史名词，只能在个别工具书上看到。 目前大陆、港澳地区不教，只有台湾还在用。 不过，注音符号也为汉字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由于其功能一直仅限于汉字的拼音读音，并未成为汉字的替代品。 这一思想在实践层面上确定了现代汉字改革的基本方向。
《新华字典》附录中的汉语拼音注音符号
参考：
崔明海：《制定“国音”的尝试：1913年的统一发音会议》，《历史档案》2012年第04期
陈杰：《统一注音与掌门弟子入京》，北京青年报，2015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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