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是虚构的。是作者（陶渊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陶渊明描写的巜桃花源记》，是一篇虚拟的、对理想生活充满想象的文章，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的态度。是陶渊明对梦想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憧憬。
巜桃花源记》结构精巧，新颖别致，文词朴实，读来象一篇虚幻故事，读后让人神往，引人入胜，给人一种神秘感。文中一渔人缘溪而行，入一洞口，便豁然开朗，而后发现一清平世界，这里欢乐祥和，生活井然有序，不和外界接触，是个封闭的极乐净土。
《桃花源记》清新淡雅，脱俗自然，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千百年来，不管哪个民族，哪种信仰，多少理想生活主义者千思梦萦、苦苦找寻那方“乐土”。如基督所云的“伊甸园”，佛教所云的“净土”，道教的“蓬莱仙境”之类。
总的说来，中国人比较现实，只要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平静曰子可过，也就是人间天堂了。
孟子追求的理想世界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陶渊明将这一理想套上“仙境”的外衣，造出一个千古流传的“桃花源”乐土，但也只不过是个全封闭的颇为原始的乡村：“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笤，并怡然自乐。”这种男女老少都安居乐业的社会便是理想世界。陶氏桃花源实在是平民百姓的理想世界。
山水田园所具有的纯洁宁静的氛围之美，对于那些身心疲惫的文人来说无异于涤垢疗伤的灵丹妙药；也许山峙水流、日落日出、春华秋实具有自然流畅的律动美，可以使文人体悟万物化育、生死盛衰的深刻哲理，寻味人生的自由价值。因此，山水田园就成为古代文人回归旅途中最自然的选择。他们或徜徉于山野林泉，或沉醉于内心世界，或寄情于红粉佳人，以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综观中国古代文人的回归之旅，手段不同，心理却惊人地相似。他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即由“不遇”而远离社会功利中心(包括心离身不离)，挽救和保有“自我”。“回归”的境界是人生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的精神栖息地，它支撑着文人们度过人生困厄，消释惶恐，驱散沮丧，从而实现新的人生价值。
当然这种回归也是有负面影响的，它往往以削弱社会进取性为代价。其实，还应该看到，这一精神家园毕竟是虚拟的，文人很难彻底摆脱儒家的功业意识与道德规范，宁静洒脱或玩世不恭的背后常常是孤高落寞的灵魂。
陶渊明在死后500年才开始逐步被后人熟知，是因为无法调和工作上的矛盾和心灵追求的矛盾，最后选择大隐隐于市。最先发现陶渊明的是苏东坡，我觉得是因为苏东坡跟陶渊明有比较相似的遭遇，因此翻到《桃花源记》的时候，就感觉像是遇到了故知，因为他也是追求安静的人，懂陶渊明当时的心境。对《桃花源记》这篇文章，其实不仅仅是一篇简单的文章，是陶渊明的一生，并且可以从中窥探到他所处时代和国家演化的整个过程。
“避秦时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里这12个字，对当时中华帝国的架构以及形态，包括历史背景都概况了，大的背景交待得很清楚。这样的一幅画面浮现在我们面前：晋太元中，武陵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后忽逢桃花林，里面的人“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实，这是陶渊明借桃花源里的人话嘴，表达了对当时时代背景的理解。读懂了这句话，就读懂了陶渊明。后人很多人误以为陶渊明一生隐居南山，采菊东篱，却都忘记了他也曾经有过“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反问与徘徊，有过“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慨与遗憾。知识分子是时代最好的反映，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既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也是汉唐两大盛世之间的乱世。他为何要从“避秦时乱”提笔？而且要把“秦”和“乱”放在一起？因为这个时候中华历史经历了第一个“千年变局”。这个变局，在农业经济形态基本成熟的基础上，反过来影响国家形态变更，同步决定统治阶级，这是当时绕不开的时代主题。
董仲舒在回应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曾提纲挈领地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周代、秦代、汉代都有，但是他们各自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周代“大一统”，最重要的是周天子，在天下、宗法、封建的构架下，以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而形成诸侯邦国，但他们都共同尊奉周天子。换句话说，周朝的统治阶级，是在血缘基础上并世袭的极少数贵族，国家结构基于分封和宗法而维系“一个天子、诸多国家”的松散邦联，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当时民智的混沌。随着农业经济形态的成熟，原有邦国开始不断成长，伴随诸子百家的争鸣，社会民智开始逐步启蒙，顺理成章的周朝的秩序坍塌，礼崩乐坏，诸侯争雄。这时候，需要既能接纳新生力量，又能实现“大一统”的局面，解决这个命题的直接结果就是秦朝的建立。
秦的“大一统”是与周的“大一统”不一样的，秦的“大一统”出现的客观需要是为了解决周的“大一统”出现的问题，进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它又没有完全摈弃周朝的弊端，儿童网，在一些方面改的并不彻底。秦相比于周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家形态的调整， “秦皇帝”取代了“周天子”，相应的，“天下”变成了“国家”，“宗法”变成了“礼法”，“封建”变成了“郡县”，“诸侯邦国”变成了“中央和地方”。这样的改变是非常大的，正常来说都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秦选择暴力的统治方式，在意识形态方面偏向于法家。最终因为洗牌太快造成社会动荡，早早王朝灭亡。于是，有了汉的出现。
汉的“大一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用周“大一统”的补充秦“大一统”的不足，所以汉对秦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延续，正如汉宣帝教育儿子时的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记》）。这就说明，汉的“大一统”，本质上是通过周的品格来修正秦的政法体制。主要是对周、秦两种秩序的整合、融合，经董仲舒的润色，以经史之学勾勒出较为抽象的天人关系，由天道人道容纳古今之变，周秦各自元素融入了周秦格局。“大一统”发展到汉，帝国体制基本成型，至此，周与秦成为农业帝国形态“大一统”的两个来源脉络就比较清晰了，古今、儒法等理论命题只有放到周秦格局之下，才能更为清楚；治乱循环、唐宋之变、明清异变等诸多变相只有还原到周秦格局之中，才能更为分明。总而言之，周秦大一统，有两个要点，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政治，两个重点中要把握的一点事，周的文化比秦更加繁荣，周的政治体制是对秦政治体制的低级状态。
不管是从周到秦，还是从秦到汉，只是涉及到国家形态的调整，对统治阶级并无多大影响，因为整个社会依然缺乏活力。秦解决了周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引发了新问题，而且还对新问题采取高压手段，反而引起天下大乱，所以“桃花源”里的村民说“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这一“间隔”就是好几个朝代。为什么时间这么长呢？这是因为统治阶级流动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在陶渊明笔下，他们一直躲在桃花源里。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秦造成的社会动荡，时间比较长，直至两晋时期还没结束。真正到唐朝时期，社会才开始逐步稳定。秦和汉的出现，初步解决了中华帝国国家形态的问题，而唐对解决了农业帝国统治阶级的问题，中华帝国逐步攀上巅峰。但是，陶渊明刚好处于秦汉与唐之前，正是乱世，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黑暗时期，也正因为这样的时代背景，陶渊明才会追求桃花源那样的恬静生活。
周、秦、汉三朝，统治阶层无一例外都是“贵族”， 从周秦的世袭制到两汉的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统治阶级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隋唐科举制，统治阶级才开始松动。社会阶层可以流动，统治解决面向底层开放，社会活力开始涌现。
西汉时期，汉武帝时代的“大一统”尽管对意识形态更加包容，国家的财力得到较大增长，疆土也大大扩张，但是对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流动性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不管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还是老百姓的需求，统治阶级不变更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汉的早期，这个矛盾不是很突出，但是随着农业经济形态的日益成熟，这个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阻碍社会的进步。到东汉的时候，农业经济体系基本成型，百姓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需求也愈发强烈。但是，统治阶级通过察举制度，将百姓上升的渠道垄断了，并死死的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垄断了当时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在这样的国家形势下，皇帝只能依靠宦官、外戚、士族这三个阶层来进行整个国家的统治。所以当我们翻开历史书的时候，整个东汉王朝的历史就是外戚、宦官专政的历史，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轮流被宦官或者外戚架空。到汉朝末期，外戚、宦官、士族相互争权倾轧，宦官十常侍杀死了外戚何进，士族袁绍又通过引进军阀清理了宦官，这两起重要变革，意味着宦官、外戚这两个阶层开始在东汉王朝退出历史舞台。此时格局已经打破，剩下的仅存的一个统治阶级（门阀）已经无力维持整个东汉王朝的统治了，东汉王朝也由此逐步走向灭亡。
东汉灭亡以后，由此步入三国乱世。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袁绍，还是董卓，抑或曹操，不管是维护现有社会体制，还是破坏现有体制，重拾以往老路，都没能成功。直至陶渊明所处时代，依然是乱世，尽管比曹操晚了200多年，比“竹林七贤”晚了100多年，但是正是他这个年代的人，也许才对当时乱局感触最深。他也曾经想要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但是挣扎数次之后，最终心灰意冷，飘然归隐。这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此时国家大势已经无法逆转，不是他个人所能够改变的。
其实，陶渊明笔下描绘的“桃花源”也比较简单，就是良田、美地、桑竹、阡陌、鸡犬相闻、黄发垂髫等等而已，这已经是他心中的理想世界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简单世界，也不可能实现——“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现实跟理想的落差，个人跟时代的碰撞，造成了他最终选择归隐。
“后遂无问津者”。变局一直在持续，从曾国藩的“岂独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到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再到“睁眼看世界”，接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农业帝国已经势微，逐渐陨落，工业文明的形成的格局基本成形。但是有一个规律始终不会改变，就是“后遂无问津者”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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